激进女权的背后 | The Quibbler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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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c 27, 20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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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一个旨在追求女性解放的运动，其内部最严厉的批判和攻击，有时却是指向了女性同胞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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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观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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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从网络争议到深层悖论

如果你关注中文互联网，或许会注意到一些激进女权社群中令人困惑的现象：当Papi酱分享初为人母的疲惫时，评论区涌现出大量攻击，称她走上了“驴的道路”；当一个普通女孩化妆恋爱，会被贴上“魅男”——即迎合男性凝视——或是“雌竞脑”（指满脑子只想着与其他女性竞争）的标签；而选择步入婚姻的女性，更是会被冠以“婚驴”的侮辱性称谓。

这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：为什么一个旨在追求女性解放的运动，其内部最严厉的批判和攻击，有时却是指向了女性同胞？这种看似“厌男”的立场，为何最终常常表现出一种深刻的“厌女”倾向？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与社会学逻辑，揭示其中三个最令人惊讶且反直觉的真相。

1. 最深刻的“厌女”，是厌恶女性的“脆弱”

一些激进派别的攻击看似指向外部，实则根植于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：她们攻击的并非某个具体的女人，而是她们内心深处那个“脆弱的、需要依恋的、有情感需求的自己”。

在这种社群中，流行着一种“慕强恨弱”的价值观。她们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、被她们定义为“软弱”的女性特质，因为这会触动她们内心极力想要压抑和摆脱的部分。这种心态尤其能在她们对受害者的苛责中窥见一斑。例如，她们严厉批评小说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，认为作者林奕含笔下展现的复杂心理——一个少女在巨大创伤下“爱上诱奸犯”——是“不够大女主”的“弱女叙事”。在她们看来，女性面对侵害时若没有激烈反抗，她的受苦便是“活该”。

这种对虚构人物“脆弱”的审判，无缝延伸到了对现实生活中普通女性的选择的愤怒。从Papi酱当母亲被攻击，到普通女生化妆打扮、与男性建立亲密关系被视为“背叛”，这些行为都触动了她们对女性“柔软部分”的敌意。这背后的心理机制是，当她们看到其他女性展现出这些被她们定义为“软弱”的特质时，会感到强烈的愤怒。这种愤怒与其说是对他人，不如说是对自己内在脆弱一面的投射和攻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理论往往在特定群体，比如分离主义女同性恋或遭受过极端创伤的群体中，更能引起共鸣。

所以当他们看到林奕含在小说里流露出的脆弱，看到一位母亲抱着孩子喊泪，或者看到一个普通女生化妆和谈恋爱时，就会感到愤怒，因为这些形象提醒了他们女性身上那些柔软的部分。

这种对内在脆弱的恐惧，正是搭建起一套更激进、更惊人哲学论证的情感基石。

2. “解放”的终极方案，是消灭女性的身体？

这种对“软弱”的心理厌恶，最终在理论上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极端表达：真正的解放，需要消灭女性的身体本身。

激进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逻辑认为，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女性的生理结构。因为女性有子宫，需要怀孕和哺乳，这些生理功能导致女性变得“感性、柔软、富有情感”，从而容易被男性控制和奴役。基于此，理论家菲尔斯通（Shulamith Firestone）在《性的辩证法》中提出了一个惊人构想：女性的真正解放需要依靠“生物革命”，不仅要将婴儿的养育社会化，更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根除女性对男性的生理依赖。

然而，这一理论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悖论：当她们认为女性必须停止行使特有的生理功能才能获得平等时，恰恰是在潜意识里承认了父权制的核心逻辑——即男性的身体是标准的、优越的，而女性的身体是残缺的、累赘的。当温柔、感性、情感需求等特质被视为原罪时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深刻的厌女逻辑，因为它默认了“男性化”才是理想标准。

这就好比说为了消除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，我们可以发明一种技术，把所有黑人的皮肤都漂白。这的确消除了歧视，但这是通过消灭当事人的身份本身来实现的。

3. “集体解放”的大旗，如何压制了活生生的个人？

当“女性集体利益”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时，对具体个体的规训和压制便开始了。

无论是自由主义、社会主义还是激进派女性主义，在动员女性作为政治主体时，都或多或少存在一种集体主义倾向，试图用一个标准化的女性形象去规训活生生的个体，只是程度有所不同。

自由主义： 存在“隐性”的集体主义。它预设了一个成功的“大女主”模板——当高管、拿高薪，追求和男人同等的世俗成功。这种模板给那些选择成为家庭主妇或安于现状的普通职员的女性，带来了无形的压力，仿佛她们“不够进步”。

社会主义： 集体主义程度更高。在这种叙事里，个人首先是“被剥削阶级”的一员。如果过分关注个人审美或“小确幸”，则可能被视为“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堕落”，甚至是背叛阶级立场。

激进派： 集体主义程度最高。在这里，性别不仅是身份，更是战争阵营。为了打赢这场对男性的战争，每个女性都被征召入伍，发型、穿着、性取向等一切生活方式都被武器化，必须服从于“打倒父权”的最高集体目标。

将“女性集体利益”置于个人之上的根本问题在于，现实中，脱离了阶级、种族、年龄等具体背景的所谓“女性总体解放”是不存在的。一个贫困地区的老太太所需要的解放，和一个城市白领需要的解放截然不同。

当我们总是想要定义一个统一的女性集体利益，并且认为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……一旦放在现实操作中，这一切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对他人的干涉和控制，甚至演变成一种新的霸权。

这种逻辑最终赋予了少数自认为是“先锋队”的人权力，让他们来规定何为“进步”（如不婚不育）、何为“反动”（如结婚生子）。这恰恰给了集体一个合法的理由，去干涉和改造他人的个人生活。

结语：解放的初衷与失控的罗盘

至此，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：一些激进话语的起点，是对自身及女性同胞“脆弱”特质的恐惧与厌恶；这种恐惧在理论上催生了对女性身体的否定，其代价是默认了男性的标准；最终，为了实现这一纯粹的理想，它诉诸于一种压倒性的集体主义，反过来压制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。

一个追求解放的运动，就这样在对纯粹性的极端追求中，讽刺地开始模仿它所反对的压迫结构。当解放的理想变成一套严苛的道德准则时，我们失去的仅仅是选择的自由吗？还是我们对“人”本身的复杂性的理解？